凉山州各地开展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审理是否公正，公民也有批评权、建议权，还有对被追诉人的检举权、控告权，这都需要媒体对涉罪公职人员进行实名报道才能发挥作用。

②有损害结果(自己有损失)。在英美地区，除最激进的法律研究外，大多数人也认为，教义分析的一些元素在所有的研究形式中都能找到，(16)如法律的概念分析在澳大利亚法学院长理事会(CALD，Council of Australian Law Deans)的研究报告中被作为法律研究的基础而存在。

过去人们只认识到法学研究什么，而忽视了法学产出什么。图2 比格兰模型 图3 阿瑟斯法学研究模型 实际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者们先是从知识特性入手寻找各学科的更根本的差异，它包括学科目标、主题、方法、使用的文献等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形成学科范式，共识高的学科范式发展水平就高，反之则低。被置于这个矩阵的各法学分支是当代的学说，不包括历史上的学说，如历史法学派。随着科学发展，这一理论与实践两分的观念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逐渐被拓展到整个人类活动，从自然科学领域逐渐被拓展到整个知识活动，法学亦未能幸免，这从其称谓变化上即可得到证明，德语中从Jurisprudenz到Rechtswissenschaft，英语中从Jurisprudence到Legal science或Science of Law。当我们在学科地图中寻找法学的位置时，又发现在既有不同的分类系统中它被如此不同地定位，与其他学科存在如此不同的联系。

也服务于司法，尤其在证明个案事实中，在需要以详细的实证材料与周密的统计数据为依据来描述和分析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时，如在商标侵权案件中关于消费者混淆商标的问题，对消费者商标认知的社会调查报告的作用较大，这就是所谓社会科学证据。今日讨论最激烈的非何谓法律教义学的功能和定位莫属，这大体与西方的讨论主题相当，但尚未见钱塘江大潮，小潮时有起落，却自有不规则路线。发生法律修正的条件有二：法律中存在明显的内容错误及编排疏忽，不可能进行目的论限缩或扩张，如立法法规定：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政府规章，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具有同等效力，据此，在效力等级上，地方性法规应高于部门规章。

质言之，在法律应用过程中需论证的包括规则、事实和结论三方面，相应地便有规则论证、事实论证和结论论证。而且，其不确定性比归纳更大，因为在归纳中尚有部分小前提结论是确定的，如刑法、民法等法是形式合理的规范。绝大多数国家对法源的顺序问题无明确规则可循，只有瑞士民法典第1条作了民法典-习惯法-法官法-学理和惯例的顺序规定，奥地利民法典第7条也有类似表述。这因对逻缉的广狭义理解而两分。

这两者有时不一致，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立法者的意图原是保护消费者在生活消费中的权益（第1、2条），而此法律的客观目的应解释成：使消费者在所有消费行为中的权益受到保护，如工厂为生产而购买原料，商家为销售而购买产品，患病者在医院接受治疗，甚至个人为索赔而购买假冒伪劣商品。这一理论的核心是，论证在于商谈，商谈要有规则，对它们的遵守保障着结论的正确性。

3．事项列举穷尽——反向推论 反向推论也称反对解释。什么是法律规范的语词含义，当首问立法者的原意。在字义解释不能释疑时，便寻求体系解释，也即在其他规范或其他法律中找答案。内容确定性上看，特别法优于一般法。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内容具体确定等确定性规定。然后或可进行归纳，以往非法携带土制手枪、土铳等参加集会构成了参加集会罪，于是似可归纳出规则：所有的参加集会罪的情形都是非法携带土制手枪、土铁等，这拓展了我们的认识，但这个归纳出的规则是否与第297条相适应，是有疑问的，因为不是所有非法携带上制手枪、上镜等的情形都是参加集会罪的情形，也可能会推出一个错误的结论。不许在公共汽车站抽烟，在公共汽车上抽烟更不允许，为举轻明重。法律方法历经传统的法律解释和法律推论，在当代扩展到：客观目的探究、法律修正与正当违背。

诠释与形式论证格格不入，形式论证是主客体分立和客观主义的，诠释却相反主张主客体关系统一。1．法律规定不明确——法律解释 在存在大体适合事实的法律规范，但对具体规范能否适用于某一事实因语词含义有怀疑（B、C情形）时，先通过解释来确定法律规范的语词含义，学界广泛存在着泛法律解释倾向，即把改变法律内容、填补法律漏洞等造法活动均视为法律解释，致使法律解释遂几乎成了法律方法的代名词，且法律解释的分类也有些不当，甚至混乱，当予以规整。

从推论路径上看，只有从小前提到结论是确定的，而从结论到大前提是不确定的、或然的、有风险的，进而是可错的。有争议之处在于何谓不能忍受的程度，判定的标准为何。

如中国民法只规定侵害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和荣誉权可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今张某损伤李某手指，李某疼痛并生气致休克，除请求人身损害赔偿外，还要求赔偿精神损失。在建构大小前提中要运用到的方法包括：建构大小前提共同运用的方法，如演绎、归纳、设证、类比，解释、论证、诠释。它指对至今查明的事实有明确的规范标准可应用。诠释属等置模式，等置模式的内容为等置+演绎。二、大前提建构：寻找和建构法律规范 无论从生活事实到法律事实，还是从法律事实到证明事实，都要依据这些生活事实的特点在法律制度上寻找有关规范文本。在刑法中主观解释比客观解释更能保证法的安定性。

所以，事实的客观性是不可全得的。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

考夫曼在这两本书中对类比2的图式表述略有不同，在后书中（1997年）均用实线，在前书中（1999年）均用虚线，且横虚线是单箭头的，即从F1到F2。它指法律有规定，但存在较大扩张或缩小及自由裁量的例外，如诚实信用、情势变更、罪刑法定等法律原则规定。

它们得出的阶段性结论也均不具有必然性，而是有风险的，其风险呈依次递增倾向，类比的风险最大。[德]魏德士：《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46页。

设证在先，归纳和类比后继发生，类比还是循环往复的，演绎是在它们确立了大小前提之后才得以展开。前引[13]，考夫曼书，第82页以下。所谓法律真实论所反映的事实，实际说的是依证据法、程序法合法律地用证据加以证明的生活事实，它强调的是在还原生活事实过程中的合法律性，即合证据法和程序法性，藉此与客观真实论的合客观性相区别。由于一个或几个具体的原因是假设的，所以，假设的小前提结论也是木确定的。

实际的还是可能的字义。就判例法而言，在无先例或改变先例时，一般规则是司法者归纳的结果。

根据D．Schmalz在其著作Methodenlehre fur das juristische Studium（4．Aufl．1998．S．144）中有关图表，结合本文的新分类改制而成。具体到法律应用中，类比的造法性更强。

这样一来，类比是一种双层比较，始于F2与F1的比较，终于适用于F1的大前提与F2的比较。在这一意义上，法律事实不是真正的事实，而依赖着人们的法律评价。

通常，推论是从规则具有的内容中推出结果。1．有类似的规范参照——类比 类比秉承相同情况相同对待的旨意，其具体的形式有四种：制定法的类比指从某一条文出发，并从这个规范中抽取出一个可适用到相似案件上的基本思想。字义的扩大解释与目的论扩张的区别在于，前者依据立法者的意图扩大法律规范的涵盖范围，后者依据法律的客观目的扩大法律规范的适用范围。因此，类比在根本上是案件与规范的比较，且循环往复进行。

它是既存的已发生的事实，如张三驾车在街道上以50公里/小时行驶。这四种不对称情形又可分为两类，解决不对称的具体方法和过程也各有不同。

一部法律的客观目的又可从具体的和抽象的两方面来考察，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具体目的是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而在抽象层面，它与其他法一道共同指向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甚至更抽象的公正、效率等。观察、实验、技术鉴定、法医鉴定等建构小前提的特有方法。

在寻找相似性的意义上，举重明轻和举轻明重也属类比，而不是所谓当然解释。参见前引[3]，恩吉施书，第五章。